大学文学教育的迷失已是一件众所周知的事情。2003年《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第5期刊载了北大等多所高校的一些知名专家对当今文学教育的反思。2004年10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作家张炜的《大学课堂与文学教育》以及同年12月19日陈平原教授在北大校史馆关于早期北大的文学教育及其讲义的精彩演讲，更是把大学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向瞩目的位置。可是，学界探寻的结果并没有给现状带来多少可喜的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学者们并未探寻到文学教育本质的缺失，即文学教育之“心”的迷失。

　　文学教育的“心”为何物？简而言之，即文学的在场。只有文学的在场，文学教育才不至于等同于其他学科教育，才会在万花丛中给人以视觉的冲击力、心灵的冲击力。而要让文学出场的最简洁的办法，莫过于让文学教育回到文学本身。然而如何理解文学本身，学者们莫衷一是。有的则人为地制造烟幕弹，将本来十分明了的问题过于复杂化。不过，综合许多来自文学的作者、读者、学者的看法，有一点可信的是，它并不只是一种关乎文学的知识的教育，而主要是一种情感、情绪的体验。只有让人们在其中深情体验到这种真、善、美的情绪之时，方能显示文学的真正品性。

　　然而，现实中的大学文学课堂上，文学千呼万唤不曾出场，其首要的原因则是执教者缺失文学的性情和领悟能力。文学的书可以活到老，学到老。文学的文凭也可拿了硕士又拿博士，但文学的真正拥有，唯有一颗天然的对真善美无限趋近的心。这颗原初之心，它了无尘染，天然鲜活，玲珑剔透。也最娇嫩、敏感。它的不为世容，它的纯为文学而存在，都是显而易见的。可是，现实中，人的这颗天然的心，被世俗的混浊之气日益侵蚀，以至执教者本应具备的高尚人格，也在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现实里，消弭了踪影；神情言语之间，显露的多是与世俗人无异的功利。没有信仰，或只是纸面上做的信仰文章。没有是非观念，有时甚至还在冠冕堂皇的言辞下，将传统思想中许多有价值的观念全然轰毁。文学的被遮蔽，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与此同时，文学教育的空洞的“知识论”则盛行于大学的文学课堂。表现为一整套了无生气、情感的概念、术语；一堂堂逻辑缜密的知识叙述。而体验或者激情，在这样的场合全然退隐。这样的文学教育的后果之一便是把原本在阅读中有正义感、有感动能力的理想读者塑造成了一些成熟老练、目光挑剔、什么也不在乎的理性读者。虽然这样的文学教育还没有完全抹去具体的作品分析，但听到的也只是大多失却性情的无效的阐释。正如在大学教育问题上投入更多思考的薛毅老师所说：“你听信了这种说教，还能被文学作品所打动吗？你还能有丰富的人生感受吗？”

　　因而，当下，迫在眉睫的是文学教育如何找寻“回家”的路。

　　首先，文学教育应侧重价值教育。大学文学教育再也不能只是文学史知识与写作技能的教育，而应当增加更多的情感、价值观方面的教育。唯有如此，学生们才会明辨是与非，才会对生活怀有美好的信念。才会对社会事物和别人的命运不至于过于冷漠。才会去关心人，去爱护人及一切公共事物。才会在具备知识与技能的前提下，为社会创造更多的有益的财富。

　　其次，文学教师的道德素质与情感表现能力也必须提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上来。以往的单靠一张文凭或几本学术著作来证明一个文学教师的能力，已被现实证明是有失偏颇的。必要的知识储备只能是被看作能够教好文学的条件之一。而作为文学教师的关键，还是在于他的人格魅力和情绪体验能力。文学教师如果一点文学的性情与修养都没有，很难想像他能用语言感染学生，帮助学生一起走进文学，找到文学的感觉，体味到特殊文本的“真善美”价值。

　　最后，还有一个观念必须重申的是，教好一个人比研究文学本身更重要。或者说，教好一个人，其实就是文学研究的一个实践成果。不能盲目地喊着要把每所大学建成研究型的大学的口号，而忽视人的教育。也不能盲目地喊着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的口号而不顾学生的情感道德素质的培养。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人最终是迷失在周围人群的引导中。我们的大学实在是很有必要充当好一个比较理想的引导者的角色。另外，如怀德海所说：“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文学教育是否还应对其他专业的学生发挥作用，以参与社会公众的良心的培育，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