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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平
本文所论述的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系指1912年酝酿于南京临时政府而公布于其后北京政府的教育宗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击毁了清政府二百六十余年的专制统治，从而也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历代王朝更替的封建君主制度，史称“辛亥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假南京组成临时政府，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施政宣言，要“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以达革命之宗旨”①。旋任命蔡元培为首任教育总长，改学部为教育部。蔡执掌教育部印信之始，即致力于贯彻南京临时政府的共和思想，倡行民主平等、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他提出，民国已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欲爱国，“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之人格，欲国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②，因此，“民国教育应以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为根本方针”③。为了清算晚清“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教育宗旨的封建性余孽，进而阐发其对民国新教育的看法，阐扬其完全人格教育的思想主张，他于是年2月，分别在《民立报》和《教育杂志》上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同年4月，又改题为《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在《东方杂志》上刊载。文章首次使用“教育方针”的概念，并从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和解放人的个性的教育新思维出发，提出民国教育应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五个组成部分的完全人格教育的指导思想。该文发表后，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著文发表看法，展开对民国教育方针的讨论。陆费逵发表《民国教育方针当采实利主义》一文，认为：“国民教育，智、德、体三者不可偏废，各种主义自无不包含之理”，然而“兼采多数方针，实不啻无方针”，因为“吾国大患尤在夫贫”，“今日教育方针，亟采实利主义，以为对症之药”，“实利主义非惟药贫，实足以增进国力、高尚人格，非此则他四主义亦将无所附丽”。④有人主张以公民道德为教育方针；有人主张推行以军国民教育为主、实利教育为从的教育方针；还有人主张“以实利为教育方针之主，又以军国民为教育方针之从”，⑤等等。应该说，这些讨论意见，分别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民国教育的性质，体现了民国教育的特点，并突出了民国教育的重点，对建构民国新的教育指导原则及其体系均不失为很好的建言，亦不无集思广益的意义。然而它们各持一端，纷争不已，难免不失之一隅而陷入片面，更不足以表现民国教育的本质和全面。由是，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思想就以其卓尔不群的理论权威、理论力量和影响凸显于当时乃至于其后十数年，无可替代而又历史性地成为民初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
191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邀集全国教育界有经验之人士82人与会，此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第一次中央教育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即研究确定新政府的教育方针。会议将蔡元培关于教育方针的意见作为议案提交讨论，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在充分肯定该议案内容的基础上，唯对其中世界观教育一说持不同意见，认为“这种思想陈意太高，不易为人所了解”，因而不宜列入教育方针。会议议决，仍沿袭清末教育宗旨旧称，中华民国新的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⑥9月2日，教育部正式予以公布实施。
由于这个教育宗旨除对世界观教育的思想弃而未用外，基本上采纳了蔡元培的意见，大体上代表了蔡氏的教育主张。因而其各项内容，当以蔡之《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中的解释为最具权威性。其中，道德教育，全称公民道德教育，蔡元培标揭其要旨为自由、平等、亲爱。显然，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道德精神，与忠君、尊孔、尽孝、守节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大为迥异。不过，蔡又以自由与义、平等与恕、亲爱与仁相比附，这说明他对道德的共性或连续性并没有忽略。实利教育，又称实利主义教育，类属于智育范畴，是传授知识技能、训练思维态度和增进国计民生的教育。按蔡的说法，是将“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这是对英美教育的借鉴，它与清末的“尚实”并无二致。军国民教育，亦称军国民主义教育，类通于体育或军事体育。它要求通过兵操、军训等途径，达到增进体质和军事技能、“行举国皆兵之制”的目的。这是对德国教育的借鉴，是与富国强兵的时代主题相关联的，它与清末的“尚武”也有着本质上的一脉相承和相似。实施军国民教育，既为当时形势所需，亦为培养完全人格所需，因为主张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美感教育，简称美育，特别为蔡元培所提倡。按照蔡的解释，美感是美丽与尊严的统一和合金，美感教育即是要通过诗歌、美术等艺术活动，来唤醒“浑然之美感”，进而达到净化心灵、陶冶人格的目标。概言之，这个宗旨要求德智体美四育并重，而以道德教育为中心。⑦蔡元培亦尊重大家的意见，后来谈及教育方针，一般不再提世界观教育，而只称“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四项”，并解释说：“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四育，即体育、智育、德育、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一项的”，应“平均发展”。⑧于此亦见蔡之恢宏气度和民主作风。
其后，在这个总教育宗旨的指导和规范之下，教育部又颁布了一系列学校管理的规程和统令，对各级各类学校具体的教育宗旨分别作了规定。其中，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所必须之知识技能为宗旨”⑨；“中学校以完足普通教育、造成健全国民为宗旨。”⑩“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师范教育分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为目的，女子师范学校以造就小学教员及蒙养园保姆为目的”；其培养的人才应具有健全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锻炼意志，勤于体育，富于美感，勇于德行，明建国本原，践国民职分，爱国家而遵宪法，爱人道而尚大公，具有高尚的志趣，掌握教学方法，使所学应用于实际，并锐意研究，不断改进，养成自动的能力，是为对师范教育特别提出的教养要旨。“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及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实业学校分甲种实业学校和乙种实业学校两种。“甲种实业学校(相当于中等教育段)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须之知识、技能为目的，施完全之普通实业教育。”“乙种实业学校(相当于高等小学阶段)以教授农、工、商业必须之知识、技能为目的，施简易之普通实业教育。”此外，还有一种实业教员养成所，主要“以造就甲种实业学校教员为宗旨”。这些分门别类的宗旨从不同侧面和层面将民国总的教育宗旨加以政策化和条文化，既规定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即培养新生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各个层次的、身体健康且具有实用知识技能的共和国民，亦指明了其前进和发展的方向。
建构这样一个总分结合、完备规范的教育宗旨体系，不仅宣告了清末教育宗旨的终结，摈弃了两千多年来以“忠君”、“尊孔”为中心的陈腐的教育思想和内容体系，结束了晚清官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稀泥式的中庸之旨，否定了君权的绝对权威和儒家思想的独尊地位，而且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代表了新兴资本主义新的教育人才观和教育管理观，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原则和人权观念及其对新一代人的总体要求和对机器大工业生产亦即近代工业文明所需的科技人才和知识所给予的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而也表达了刚刚取得政权的先进生产力代表和化身的资产阶级的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及其在教育指导思想方面所表现出的睿智和所达致的的最高成就。具体而言，该宗旨既忠实体现了民初政府的共和思想，又保持了教育的相对独立，突出了教育自身的特点与功用。
首先，清政府以专制立国，其教育宗旨亦强调以“忠孝为本”，强调“忠君”、“尊孔”，以强迫学生“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为封建专制服务。民国初立，政体革新，教育宗旨亦随之改革，遂定位于开通民智、培养民德，“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以贯彻新生资产阶级的共和精神。何谓共和精神?共和乃是与专制相对的政体形式，它奠基于某种程度的平等原则之上，但不同的利益集团会产生不同的共和体制和形式。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政体，建立于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充分揭示的理性、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信条之上。其内核包括科学、理性与天赋人权等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将欧洲从中世纪宗教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历经数百年的演绎和张扬，现已成为西方民主共和政治最动听最时髦也最诱人的自我推销与包装的广告用语。由是，所谓共和精神，不外乎是坚持理性、推崇科学、发扬民主、尊重人权、讲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的真髓与教育的本义是贯通一致的，民初的教育宗旨力图体现与贯彻这一本义，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时代意义。
纵观华夏文明七千年，尽管有所谓“周召共和”的美谈，有“天下为公”的理想，但它们与近代的共和精神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沧桑的国家，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已演绎为不证自明的永恒真理，而孔道儒教则是其集中代表，因为它所标揭的三纲五常和四维八德适应了建立于宗法血缘之上的君主专制的需要。但溯其源头，春秋战国时代，孔教的价值并未被统治集团所体认和看重。尽管鲁哀公在公元前478年致祭孔子，但那仅是统治者对一个曾为自己服务过的政治家和学者所持的一种礼节和纪念。汉高祖刘邦开始领会孔子及其学说的意义，于是有以其君临天下的万乘之尊带着冻牛肉祭拜孔子的美谈。但直至汉武帝时代，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孔学逐渐成为其后历代政府唯一的思想武器和理论指南，从而也使尊孔演变为维护专制体制和捍卫守成观念的既定方针，并益渐附会叠加增补，使之成为统治者禁锢思想、涂炭生灵、扼杀人性、扭曲人格、愚弄人民的牢笼和手段。虽然以孔教人伦道德为中心、以科举入仕为目的的旧教育，早在北宋就受到了批评。王安石、胡瑗等人对这种空疏无用的教育曾作过变革修补的尝试，但小有一时之效而无长久之功。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也曾对君主专制作过尖锐的批判，指出天子是“天下之大害”，但开列的仍是“天下为公”的旧方。另一些批判者企图用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东西对旧教育进行改组和重塑，但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亦以无功而果。从鸦片战争至有清覆亡，对旧教育的批判与改造一直没有停止。清末康、梁等人倡民权，主张培养“新民”，以建立“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但中国教育并没有在这种批判与修补中获得新生。那么，为什么从宋代开始的对旧教育的批判与对新教育的重构始终未能完成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一条是教育不能脱离现实，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想上天，更何况这种批判与修补本身又是在维护专制政体和孔道儒教的前提下运作的?很难设想，这样一种典型的“主题先行式”的“命题作文”，能够给批判者留下多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遑论去撼动旧教育的根基、打破旧教育的营盘、推毁旧教育的堡垒，更何谈创构新教育的理念、厘定新教育的宗旨，建造新教育的大厦?只有当历史运行到20世纪初叶，发生于神州大地上的辛亥革命砸碎了专制政体的枷锁，建立了新型的共和政府体制，才为新教育的诞生清扫了道路、准备了净地、夯实了桩基、并提供了契机。而蔡元培等民主教育家正当此时挺身而出，秉承共和意旨，站在时代前沿，扣响时代的教育强音，发出民国教育的狮吼，并紧锣密鼓，掀起论争，尔后通过全国教育会议研究推定，予以公布施行。现在看，这个教育宗旨不仅对民初十数年的教育改革与起步起到了正确的指引和导向作用，而且也为近百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开放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迪和借鉴。
其次，清末的五项宗旨中“尚实”摆尾，而民初的教育宗旨中实利教育却跃居第二。至于美感教育更是民初教育宗旨的独创。固然，中国古代教育有重视“乐教的传统”，也有人将儒学称作“乐感文化”，甚至晚清王国维等还提出过美育一说，但终未能被当时的政府所重视和采纳，当然也不可能在其教育宗旨中有所体现和规定。可见，真正意义上的不受伦理约束的美感和达成心灵自由的美育，在民国以前的教育中是鲜有提倡和实践的，更不用说将其载入国家明定的教育宗旨之中了。关于道德教育的问题，虽然从该宗旨的表述形式来看，似乎道德中心主义的余韵犹存，但其内涵和实质已有根本的改变，其意在用“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的道德思想和人文教育观念来取代封建主义的“尚公”教育，顺理成章地将公民道德教育推上了民初教育宗旨的核心乃至整个民国教育中心的地位，这是由当时特定的政治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所以，后来蔡元培曾补充说：“教育而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为最终之鹄的矣?曰：未也。”按照蔡的意思，民国教育宗旨的本义不在于固守一隅或偏执于一面，而在于德、智、体、美四育并举、和谐共进，以保持教育之独立品格，“养成独立、自尊、自由、平等、勤俭、武勇、绵密、活泼之国民，以发达我国势，而执二十世纪之牛耳”。
总之，这个教育宗旨虽不免带有理想色彩，但它以其“期合共和政体”的崭新的思想内容体系得立于民国初年，不仅是资本主义新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重大胜利，使民主革命教育思潮得以发扬光大，而且也为民国的教育管理树立了总的旗帜和指导法则。后此数十年，虽政局混乱动荡，教育宗旨迭经反复，但于迂曲折之中，该宗旨日渐深入人心，为促进近代教育管理由片面走向全面、由封闭专制走向民主开放、由缺少科学性走向科学化奠定了基础，对革除清末教育旧规、推行民主教育主张、促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建设，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应该说，民初教育宗旨是我国教育方针史上继清末教育宗旨以后的第二块里程碑。
注释：
①⑨⑩钱曼倩，金林祥主编：《中国近代学制比较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128～129、169、173、177、178、179、180-181、181、182、184、185页。
②董宝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07～108页。
③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8页。
④陆费逵：《教育文存》卷1，中华书局，1922年版第44页。
⑤庄俞：《论教育方针》，《教育杂志》第4卷，1912年，第1号。
⑥教育法规汇编，1919年5月，第87页。
⑦喻本伐、熊贤君著：《中国教育发展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497～498、499页。
⑧《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蔡元培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璩鑫、唐良炎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页，第639页。
陆费逵：《民国普通学制议》，转引自董宝良、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潮与流派》，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11页。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办主任、副教授。321004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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